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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汽车E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8-14 14:25:16

1970年12月,陈健离开双河村去县城建筑队工作,从那时到1979年知青大返乡这段时间为知青们对陈健质疑的焦点。

“他是最早离开的一批,报道说他最后一个离开。”朱伟明说:“陈健离开双河村以后,我从来没见到他回去过,更别说去扫墓了,我那个时候管食堂,他要是回去,肯定知道。”自认在知青中和陈健还算有些接触的刘龙九称:“1971年到1979年这9年间,我极少见到他回双河。那时每年两次扫墓,清明和金训华祭日,我一开始是参与者,后来是组织者,没见到过陈健。”

记者采访的11位在双河下乡的上海知青都提到上世纪70年代很少见到陈健回双河村。

“我怎么没去呢?我回去也住青年宿舍,100多个人呢,不可能每个人都找吧。”陈健表示自己1995年以前却是很少回去双河村扫墓,他说的“很少”是指“每年一两次、两三次”。直到1995年金训华墓迁到县城以后,他才“每年特定日子四次,风雨无阻,而且每两年把金训华墓粉刷一次”。对于没参加集体扫墓,陈健说:“他们的活动我确实没参加,那他们也没通知我啊。我回去没什么特定的日子,想去就去了。而且(清明节或者祭日)我肯定去过,但几十年了,已经记不清楚了。”

毫无疑问的是,陈健目前是双河村最大的新闻。这个偏居于几乎中国最北方的小村庄,偏于中俄界河黑龙江的一侧,到了夏季才会涨水的逊比拉河从它的边上流过。“陈健”,是一枚小小的炸弹词汇,让这个村庄人家的炕头多了这年春节前后的谈资。

双河人通过电视,看到了站在领奖台上的陈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村民对他印象深刻。“从电视上看到了,才知道陈健是从双河村出去的。”村民王德齐在上海知青到来双河村几年后,外出当兵了。“我之前没见过陈健,只是听说过,在电视上才知道他媳妇换肾需要钱。”王德齐家是1984年从外地迁回双河村居住的,“以前,我们不知道陈健来不来(给金训华扫墓或守墓),但听说过上海知青经常来,一般的老户可能清楚些。”

王所说的老户是指在村子里居住很多年的,对陈健和上海知青都相熟的人。王树秀无疑是其中一个,她很早就听说过上海知青里有人对陈健“为金训华守墓36年”的说法表示怀疑。“很多人挺不理解他的,他(指陈健)哪年不来啊,他有时来了当时就走,我们家掌柜的看到过,张淑兰看到过。”

据村民说,张淑兰也是“沾了金训华光”的人,她是双河村出去的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是被省里特招保送的。记者联系张淑兰多次无果,王树秀的说法无法从张淑兰那里得到求证。

王树秀认为,上海知青和金训华的妹妹金士英对陈健不满的地方可能在于,几十年来,陈健从未到过上海金家看望金训华父母。“金士英总是跟别人说,为什么他从来不到我家去?他说他守墓了几十年谁相信?”这些流传在上海知青之间的议论,跟随在一批批前往双河村回访并祭奠金训华的上海知青,进入到了双河村。

王树秀记不清哪年陈健来到村里扫墓,而且她不能说清是不是每年都来,但她认为有一点是清楚的:“在他离开双河村的头几年,没见他回来过。”

金训华之死成了双河村和在这里的上海知青集体的光荣。“那时,每天都会有几十人前来村后金训华的墓前祭奠。”52岁的李恩彬是王树秀的妹夫,也是双河村人。“县里为了接待全国各地的悼念者,专门建了一个招待所。”李恩彬说,他也算是借了金训华的光,他原先是村里的电工,后来被调到县电业局上班。“那时,只要县里各单位招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双河村。”李恩彬后来逐渐成了陈健的好朋友。

“陈健每次去村里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从不跟村里打招呼,扫完墓就走。据我知道,他每年都要去双河村四五次,每次都是坐班车到道口(指从逊克到逊河镇的公路上一个通往双河村的交叉口)下车,然后走六七里地路,夏天时还要坐船。金训华的墓迁到县城之后,他去的次数更多了。”李恩彬说,陈健曾经在他面前流露过要守金训华墓一辈子的意思。

对陈健的回忆,双河村人最一致的一点是,他是在金训华死后第二年,即1970年就离开了双河村,逊克县第一批面向知青招工,他就走了。

陈健说:“从1969年下乡到现在,我没离开过逊克县吧,不是一直陪着金训华吗?”守墓一事最早的报道者之一,上海一家报纸记者费凡平说:“陈健当时的说法是'我陪着他(金训华)','守墓'的说法是我提炼的,我觉得这就是守墓。”

金训华救陈健的细节是知青们的又一个疑问。“当时水流那么急,金训华头露了3次就不见了,怎么会来得及托他?”朱伟明说。一个电视台的节目称:金训华遗体被找到时,依然保持着托人的姿势。

79岁的双河村民姚振杰对那天的事情记忆犹新:“大水涨了上来,冲走了几根木头电线杆子,金训华大喊了一声跳进了水里。”之前,双河村是没有通电的,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保住电线杆子就是保住了梦想。金训华之后,陈健、关根成等二人又接着跳到了河里。

姚振杰和匆忙赶到的村民拦住了还要争先恐后往河里跳的知青。“他们不了解水情,逊比拉河夏天的水是很急的。”金训华被村民摆渡用的一根粗粗的钢丝绳绊了一下,一个浪头打来就被冲走了。“我没有看到金训华推了陈健一把。”姚振杰当时就在现场,他目睹了抢救陈健、关根成的过程。

当年的生产队长姜延滨的回忆却和姚振杰说的大致相同,姜已经73岁,当年正是他带着上海知青参加了村里的各项生产劳动,陈健为金训华守墓36年的故事经媒体报道之后,先后有多家媒体拥到双河村采访,而姜则是媒体采访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三个是一块儿跳下去的,其实,被冲走的电线杆子没有多少。”他们二人都强调钢丝绳绊了金训华一下,是村民把陈健和关根成救上岸的,姜也想不起来是不是金训华推了陈健一把。

对此陈健觉得很冤,“金训华没有推我一把,我也从来没这么说过。这是记者写出来的。跳水的时候,他先下去,我后下去,他始终在我的前面,不可能说推我一把。”而费凡平则回忆:“我采访的时候,陈健说好像(金训华)推了他一把,又好像没有推。”

那根使金训华致命的钢丝绳还在,冬季的逊比拉河是干涸的,钢丝绳挂在空荡荡的河床之上,白色的天地间多出一根黑色的晃荡的钢丝绳,竟然让人看来有些炫目。金训华是双河村和逊克县数十年来的光荣,而今,陈健在双河村、逊克县将这个光荣延续,至少,在逊克人看来是这样。

陈健对本报记者说,自己许下留守的愿望,“就为了一个战友的情,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因为钢索打了他,才没救到他。当时洪水里面,救了他,死的肯定就是我。我和死神擦肩而过,就有了人生的感悟,就像人家说的看破红尘了”。他同时还向记者澄清另一个细节:“有些媒体写我前妻和我离婚就是因为我留在黑龙江,不回上海,我没这么说过,我们离婚有这个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感情不和。”

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姜延滨是一个重要的陈健守墓见证人。报道中都提到一个细节,有一年除夕夜下大雪,陈健一路走到双河村,累倒在金训华墓碑前,生产队长姜延滨闻讯赶来把他扶回家。而陈健表示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故事。

“陈健有个诺言,要守金训华墓一辈子,1979年上海知青大返城之后,陈健留了下来。”姜延滨重复着跟其他媒体已经讲过多次的话。

大部分知青1979年之前都回到了上海,在双河下乡的知青中,除陈健外,还有黄德明等3人。对于陈健的留守,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知青都进行了分析,“按照当时的政策,和当地人结了婚的,在当地有工作、已经不是知青户口的回城不能落户口,陈健两项都占了,而且大家回城也是一片茫然啊,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在那里有个工作至少稳定一点”。采访过陈健的凤凰卫视一位编导称:“陈健也向我们表示他留在黑龙江并不全是因为金训华。”

姜延滨说自己最近也听说了外界对陈健守墓的议论。“去年夏天上海知青回来对这事好像有点不服气。个别人有点意见,这是正常现象,不管咋说,他留在了逊克县。”

陈健则说:“我留下来就是为了陪着金训华,他下葬那天我就许下了这个愿望,一开始感觉还不是很强烈,知青离开的越来越多,我越怕金训华孤独,所以要留下来陪着他。我要想回上海,肯定能回来,当时在县城工作的,很多都回来了。”

黄德明也没能回城,“我曾经退职,但是到了上海以后,落不了户口,说我已经有工作了,我只能又回到黑龙江”。同留在黑龙江,黄德明和陈健却没什么联系。“他离开双河村以后就没联系过了。”黄德明说,他这些年回去扫墓也都没看到陈健。

本报讯(本报记者郭志昆)一所普通的县医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70多名医生吃掉药商返给的回扣20多万元,涉及医院全部有处方权的科室和90%以上有处方权的医生,7家药商提供的20多种药品中,病人每一次打针,开单医生就会有几元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回扣收入。此案宣判已经过了近一个月时间,案件的影响正如圈圈涟漪一般由顺平逐渐向外扩散。

2003年以来,每逢月末月初,就会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神秘地出现在顺平县医院住院部附近。从车上下来的人既不是看病,也不是探视病人,每次都是鬼鬼祟祟地与医院的工作人员进行交往,然后迅速离开。

2005年3月,这一现象被反映到顺平县检察院,检察院领导当即做出决定,开始秘密初查。3月底开始,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分成两组,开始对神秘的白色桑塔纳进行重点监控。从3月底到4月初,从4月底到5月初秘密侦查人员经过长时间的蹲坑监控,确认车上的人是向医院推销新特药品的药商,他们在每月月底或下月月初对医院的工作人员进行贿赂。药商下车后,先去医院的药库了解自己所推销的药品的库存情况,然后到住院药房和门诊药房,索取当月临床医生开出的他们所经销药品的汇总数据,再根据此数据给“开单”医生兑现回扣。

一般情况下,是药商将医生叫到车上,现场把回扣交给医生。有的医生不在现场,就交给科主任转交。侦查人员在药商和医生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把整个过程全部用摄像机拍摄下来,作为进一步侦查的证据。记者在检察院办案中提取的图片上看到,白色桑塔纳轿车、药商、受贿医生都被清楚地拍摄下来。

在取得充足的证据后,2005年5月23日,侦查人员将正在进行回扣交易的药商和医务人员当场抓获,并把他们带回检察机关。开始,他们都不承认在进行药品回扣交易,在看完了检察院提供的录像后,都低下了头,彻底交待了全部的受贿过程。

检察官以此为线索,把2003年9月至2005年4月顺平县医院的全部医生开出的数以十万计的处方笺提取到检察院,从处方签上发现,凡是提取过回扣的药品都做了勾或圈等不同的记号,通过这些记号侦察人员顺藤摸瓜,很快找出吃过回扣的医生和供应药品的药商。检察院全部干警连续工作了14天,才翻完全部处方笺,从中又发现了6名药商,70多名吃过回扣的医生,涉及医院全部有处方权的科室和90%以上的有处方权的医生。

医院内提成药品达20多种,有的药品回扣比例非常大。药品一般均为新特药,如:舒血宁、醒脑、阿奇霉素、头孢他定等等。医院对这些药品均实行代销制,如果没有患者使用,最终可以退给药商。而患者是否肯使用这些药品的关键,就在于手握处方权的医生。据了解,一种新药进入医院,需要对院长、药库主任等多道环节进行“公关”,这叫“进院费”。药品进入医院后,为促使医生给患者多开这些药,药商一般都会明码标价,医生每开一支可得一定数量的“处方费”。为了准确得到每位医生开药的数量,药商还要委托药房司药定期统计,司药人员每统计一支新特药也有劳务费,这在业内被称为“统方费”。此外,医生想开这些药,药房就得有储备,这就需要向药房人员支付“劳务费”。新特药经过几个环节的周转,再加上医院“以药养医”的医疗经费保障体制,使得本身价位不算高的药品到了患者手中就暴涨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有的药品打入医院到被查处,虽然只有几个月至一年的时间,药商的行贿金额却超过5万元。以使用频率较高的“阿奇霉素”为例,因为诸多的“公关费”、“处方费”、“统方费”等回扣,再加国家税收、医院“以药养医”性质的合法加价等合理费用,使药品到了患者手中,药价出现了怪现象:国家药品采购实行招投标以后的药价反而比实行招投标以前还要高,医生每开一支阿奇霉素要提“处方费”5元,每开一支头孢他定要提10元,每开一支舒血宁要提5元等等不一而足,出厂价10元多的“头孢他定”到患者手中暴涨到50———60元。也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主治医生们的受贿金额快速增长,涉嫌受贿罪。

2005年12月28日,顺平县检察院就此案向顺平县法院提起公诉,杨某等四名药商在推销药品过程中,采用向有处方权的医生提取药品回扣的方法,向医生行贿数额较大,以行贿罪被起诉;姚某等6名医生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药商药品回扣,数额较大,以受贿罪被起诉。

法院审理查明,在2003年9月到2005年5月间,保定市某医药公司新药部经理杨某、业务员张某和石家庄某医药公司业务员张某等4人,在向顺平县医院推销依龙、舒血宁、醒脑注射液、阿奇霉素等药品过程中,给该院内二科主任马某、副主任王某等6名医生分别支付了回扣,金额从7029元到9978元不等。2006年1月17日,顺平县人民法院一审对顺平县医院医生集体收受药品回扣案作出判决,包括内二科主任在内的6名骨干医生被判犯有受贿罪。由于这6名医生的受贿金额均不足10000元,且案发后退赃积极,因此免于刑事处分。同时,顺平县法院认定本案中的4名药品推销人员均构成行贿罪,但也被免予刑事处分。

据说,由于此案涉及人员众多,在顺平县产生了很大反响,为此上级曾经要求办案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尽量不要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毕竟医院还承担着全县很重要的医疗救护等方面的工作。

“老百姓看不起病”、“药价虚高”、“开单提成”、“药品回扣”等现象是医药行业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而吃药品回扣等行受贿犯罪也是经济犯罪中手段隐蔽,难取证、难认定、难查办的犯罪案件。顺平县医院药商行贿和医务人员开单提成收受药品回扣窝案串案犯罪案件,揭开了药价虚高的“神秘面纱”。

中新网2月17日电据《中国时报》引述《亚洲周刊》的报道,在去年致信连战要求国民党为西安事变要角杨虎城平反未果之后,杨虎城之孙杨瀚日前再度致信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希望国民党能以文字形式为杨虎城平反,并对杀害杨及其子女的行为正式道歉。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两名“兵谏”要角都被国民党视为罪人,张学良遭国民党软禁大半生,于2001年在檀香山去世,而杨虎城则是在被蒋介石囚禁12年之后于1949年9月间在重庆遭蒋派人秘密杀害,同时遇难的还有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

报道说,去年5月间连战访问大陆之后,杨瀚即曾致信连战及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要求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去年12月间,透过国民党党史资料馆馆长邵铭煌的传话,杨瀚获知国民党新任党主席马英九非常关心此事。

据指出,马英九对此曾经表示,只要国民党有错,就应该承认并平反。为弄清历史事实,马英九还曾要求邵铭煌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当年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原奉命出国考察,后来为什么回来?如何被捕?其次,杨虎城究竟是怎么被杀害的?是谁下的命令?

报道说杨瀚在写给马英九的信函中表示,希望国民党能把为杨虎城平反昭雪的事情做好、做彻底,亦即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做出评价;对杨被非法长期监禁,最终惨遭杀害并殃及子女一事做出交代与道歉。

杨瀚说,马英九能为“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说话,为白色恐怖的受害人说话,是对民众负责的举措,但面对国民党历史和中国现代史,马英九在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也应该为杨虎城说说话。

本报讯国务院新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娱乐场所范围究竟如何界定、营业结束时间为何限定在凌晨2点……针对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张新建昨天给予了相应解答。张新建明确指出,酒吧、网吧不在《条例》管理的范围之内。

记者:新《条例》出台后,公众比较关心的是娱乐场所概念的界定,您能否具体介绍一下到底哪些属于娱乐场所?

张新建:我们所说的娱乐场所,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开放,消费者自娱自乐的场所。大致包括两类,一是以人际交谊为主的歌厅、舞厅、卡拉OK场所等,二是指依靠游艺器械的经营场所,如电子游戏厅、游艺厅、台球厅等。

记者:在这样的界定中,哪些场所是不包括在内的?比如酒吧、网吧是否也在《条例》管理范围内?

张新建:根据《条例》中的定义,可以排除企业内部不对社会公众而只对所属员工开放的一些活动场所,如机关、工矿企业为自己员工举办联欢会、舞会、卡拉OK演唱活动的场所,这些都不属于《条例》管理的范围。

另外,一些酒吧和洗浴中心等场所虽然也有专业演员的文艺演出活动,但这些演出是整个营业项目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主营项目的配套服务。虽然也有营利目的,但不属于《条例》管理范畴,酒吧和洗浴中心的演出活动应当按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规定去管理,网吧则按照《网吧管理条例》进行管理,三者都不属于《条例》管理的范畴。

记者:我们注意到,新修订的《条例》对娱乐场所的营业时间有了明确的限定:每日凌晨2时到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这个规定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张新建:此规定是参考了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对娱乐时间的规定。中国的娱乐场所是大众消费场所,不鼓励通宵达旦的娱乐。通宵达旦不但有害消费者的身心健康,而且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不仅如此,我们向一些娱乐场所经营者征求意见时,他们也反映两点以后消费者数量减少,开启全部设备、配备经营管理人员会导致经营成本过大,甚至是入不敷出,所以大多数经营者都支持国家规定凌晨2点钟停止营业。

此外,我们还考虑到,凌晨2点之后属于事故多发时段,管理人员劳累,事故隐患不易发现,同时也是政府部门管理的薄弱时段。综合上述原因,国家决定在凌晨2时至早8时这一时段应当停止营业。这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是保障经营者合法收益的有效规定。

张新建:主要原因在于,歌舞娱乐场所属于人际交谊的大众消费场所,成人在交际中举止行为如果未成年人不能正确对待的话,势必会产生不良影响。而且歌舞娱乐场所的音响分贝也会在一定程度影响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

记者:可我们也看到,在北京的钱柜、麦乐迪这样的量贩式卡拉OK经常有中学生光顾,而且家长也认可,不让他们进入的规定是否太苛刻?

张新建:的确是这样,这一规定量贩式娱乐场所执行时会比较困难。中学生有进入卡拉OK厅庆祝生日、聚会的需求,但我们制定该规定时得到了学生家长代表的赞同,所以还是要按照《条例》中的规定去执行。就我个人认为,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要做,就是政府部门还要创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发展的自由空间,而不是仅仅告诉未成年人不能到什么地方去。

记者:有公众质疑,《条例》中规定的“在娱乐场所出入口和主要通道安装闭路电视和监控设备”侵犯了消费者隐私,对此您怎么看?

张新建:这一条是我们吸收了德国等一些国家管理娱乐场所经验后做出的规定。首先,娱乐场所是大众消费场所,不存在侵犯消费者隐私权的问题。其次,这一做法对于个别接受企业单位宴请、利用公款从事娱乐消费的官员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有助于推进依法行政、廉洁行政的要求。当然,监控设备还会对娱乐场所发生的治安消防问题起到记录作用。

记者:此次《条例》为什么还特别提到国家公务员及其亲属不得参与娱乐场所经营?

张新建:这是根据《公务员法》关于领导干部的一些规定而制定的,夫妻三代以内直系、旁系血亲关系不得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防止地方保护伞的形成。在这方面我们有过一些教训,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一制度是否过于严格?我认为,严格一些有利于从制度上解决歌舞娱乐场所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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